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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集团结婚的兴起是在清末以来“文明结婚”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，“光（绪）、宣（统）之交，盛行文明结婚，倡于都会、商埠，内地亦渐行之。”[1]相对繁琐冗长的“三书六礼”，文明结婚力求节俭，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、官绅群体中广泛流行。在1928年蔡元培拟定《婚礼草案》的推动下，内政部于1930年制定包含十二节的《婚礼草案》，“因古礼之遗，循习俗之宜”，仍稍显复杂[2]。对集团结婚的推动起关键作用的，是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，旨在“改良社会秩序，挽救国家危亡，恢复民族道德，以整齐、清洁、简单、朴素、迅速、确实为准绳”的新生活运动。而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为增加人口、鼓励结婚生育推行的集体婚礼提供了崭新思路，如1930年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（Trieste）举办70对夫妇参加的“联合婚礼”[3]。

　　“集团结婚”一词于1934年首见于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各中文报刊。当年12月，上海市社会局“为推行新运、提倡俭婚，仿意大利集团结婚办法，发起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”[4]。社会局发言人称，“近鉴于习俗日趋奢侈，结婚费用动辄数千，市民对于俭婚之希望虽殷，终不敢以身作则，惧遭亲友之轻视。际兹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之时，俭婚实有由政府提倡之必要，使民间易于普及。至用集团结婚式，所以使结婚人明了其为社会中之一员，将家庭之观念，扩而至于社会之观念”[5]。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，婚礼成本的不断上升、攀比思想的愈演愈烈已经引发了个人经济乃至社会的巨大风险，不少人“宁可举起几年还不清的债，来争三天的虚荣……饥饿队里的群众多得难于估计，而远东最富丽的电影院和耸入云际的大饭店，却不断地建筑起来，点缀着都市的繁华；矛盾性引起了都市的危险性：自杀——个人经济崩溃的结果；金融恐慌，银行倒闭——象征着社会经济的崩溃”，因而“需要庄严、隆重的结婚仪式，来转移民间的错误观念，就是所谓‘变政先变俗’的工作，也就是拟议‘新生活集团结婚’最大的意义”[6]。

　　因而，“新生活集团结婚”的主要特征是由官方推动“俭婚”，“在极度俭约的经济支配之下，举行极度庄严的结婚仪式”[6]。1934年4月，上海市长吴铁城令社会局改良婚仪，社会局在“礼节庄严、经济时间、节省费用”三原则指导下，拟定包括婚礼、相见礼、告庙礼三项的结婚标准仪式，大量删减其他细目，使婚礼能在半小时内完成。与以往通过八字、五行等择日的传统不同，社会局规定每年元旦、孔子诞辰、双十节、总理诞辰为集团结婚日期，以期将结婚日纳入政府纪念活动的时间序列。初期安排中，每次同时有五十对参加，每对交费20元，约仅相当于当时传统婚礼平均花销的10%[7]。集团婚礼在市府新屋大礼堂举行，由市长、社会局长证婚；礼成后，由市长、社会局长夫妇在市政府食堂欢宴新人，称作连欢宴。

　　为倡导集团结婚，上海市社会局职员在1935年1月9日的新年同乐大会上，表演集团结婚仪式。2月初，社会局发布布告，定于当年4月3日举行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，并征集集团结婚式样书[9]。上海首开风气之后，北平、杭州乃至西川邮务工会会员都仿行筹划集团结婚，均拟于政府礼堂进行，由政府官员证婚。3月2日，上海第一届集团结婚的登记申请者已达到58对，并于当月11日开始第二届的登记；第一届核准参加的结婚人信息，均通过社会局布告公布，且结婚人须在婚前五日内的规定日期来社会局现场盖印结婚证、领取登记证[10]。最终确定的59对新人中，男子多为公司职员、公务员、商人；女子近半无职业，其余多为学生、小学教员；男女最大年龄分别为37岁、30岁[11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集团结婚与推销国货相辅相成：男女礼服均来自美亚丝绸厂，男礼服甲种15元，乙种12元；女礼服甲种5.6元，乙种4.5元，价目均属低廉[12]。通过国货礼服的物质符号，集团结婚将节俭消费与民族主义绑定，以奢靡之风，并呼应绸缎业公会发起、旨在与洋装、洋货竞争的“国绸礼服运动”。

　　礼成后，由王开照相馆负责拍摄合影，派拉蒙、米高梅、福斯等美国影片公司均派摄影师也在场拍摄。合影时吴市长、吴局长站在新人中间，直至六点左右，人群才各散去，“一时市中心区及江湾路上车辆连接、观众拥挤，一番欣喜状况，实未曾见”。[15]首次集团结婚大获成功后，市府于当年5月、6月、10月、12月分别举办第二至第五届集团婚礼，分别有35、54、142、111对新人参加。每届举行，中外人士“结伴往观”，市府广场前往往人山人海[16]。从第四届开始，上海市广播电台向全市直播集团婚礼的全过程。直至1937年4月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共举办了13届集团结婚，这项新婚俗也风靡全国，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杭州、芜湖、汉口、长沙、厦门及广西、云南的部分地区纷纷效仿举办。抗战胜利后，集团结婚还走入上海市郊的浦东高桥，在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间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举行，逐渐实现规范化、普遍化。